知青丨汪向明：老乡请老人家抽烟惹大祸，却是因祸得福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汪向明，1949年生于上海，高中68届，1969年上山下乡，上饶师范学院77级。毕业后在上饶一中、杭州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东方教育时报·高招周刊》编辑，主持学科复习版工作。成了电视里《上海故事》中的人物。

原题

插队生涯琐忆

作者 ：汪向明

1975年的作者

1966年起经历“文革”，我们虽身为学生，却不再学习文化课；到了1969年，干脆打起背包无奈地离开家乡，到赣东北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一去就是10年；直到1977年冬，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首次高考，才于1978年考上大学重新读书。连头带尾十余年，付出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月，错过了接受正规教育读书学习的大好年华，收获的却是一地鸡毛。 

如今已过古稀，难免忆及往昔，记下插队生涯所见所闻所思，以告后人知晓。所见使人唏嘘不已，所闻让人回味无穷，所思令人受益终生。

所见之一：同意宰杀

这是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故事。

我们插队的岁月，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当年叫作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除了田地归国家所有，其他如大型农具、耕牛这些对生产队来说是属于生产资料范畴的东西，全都是集体所有。耕牛虽然是一类特殊的生产资料，但也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会因为使用年限、过度消耗等种种原因，最后报废灭失。因为耕牛是活体动物，同时也是集体财产，所以当它年老体弱，不能再为集体付出劳力的时候，报废灭失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生产队又想让它最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自己的身体给全体村民享受一次牛肉大餐，作出它最后的奉献。

只要是耕地的牛都是耕牛，分水牛和黄牛两种，水牛一般都是黑色，体魄和力量更大一些，黄牛呈黄色，体魄和力量与水牛比要小一些。作为生产资料的耕牛，即便是生产队作主也是没有权利随意宰杀的，如果一头耕牛确实是老弱病残、不堪役用了，须经生产队全体会议通过，并提出书面申请，交公社畜牧兽医站批准才能宰杀。

在我初当生产队会计的那一年冬天，我们队就向公社畜牧兽医站提出过这样的申请，队长把这件事交给我，让我一手操办。我草拟了一份申请，述说我们生产队原由某某饲养的耕牛年寿已高，体虚力弱，确实无法再充任劳役，特向公社提出申请，将之宰杀以分给生产队全体社员。我带着这张已经生产队长盖章认可的申请书去公社报批，当时公社畜牧兽医站的站长叫郑江舵（化名），他大概也是见多不怪，何况是一名知青来送的申请，见了我递上的申请书，非常爽气地签了字并署上日期。也大概我申请书下面的留白不多，郑站长的字又特别大气，一联排的“同意宰杀”四个大字一气呵成，占满一行，也没有加标点符号，接着换行又是一行大字“郑江舵”，再换行署上日期，接着念真有点触目惊心：

同意宰杀  郑江舵  1975年12月20日

我见他批了“同意宰杀”忙收回了申请书，回到生产队交给了队长。队长看了啥都没说，就去安排杀牛之事，同时叫我做好名单，通知下去，傍晚各户到队部分牛肉。晚上熬“烂熬”（把牛杂碎及刮了毛的皮一起煮直至熬烂为止）明天再分，还没有忘记吩咐我叫上队委会几个一起开会商量农事，夜间顺便大家喝几盅。

好一个站长，竟然同意宰杀自己，这“同意宰杀郑江舵”七个字叫我如何忘怀。

所见之二：衣锦还乡

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就在我下乡第一年的冬天，虽正值农闲，大约也过了元宵，将近春耕了。一天，就听到村里的孩子们四下里奔走呼叫：“老三回来啦！老三回来啦！派纸烟呢！”老三是谁？他回来了值得如此这般张扬？派纸烟也值得大惊小怪？

下面逐一交代这三个让我疑惑的问题：

老三曾是村里的一个老乡，大约是三年前离开了这个村。那年头，没有粮票，寸步难行；没有介绍信，无地可以安身。他是怎么离开我们这个村的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大约也就会明白“他回来了值得如此这般张扬”的疑惑。

听老乡说，三年前，还没过年呢，队里发生了一起轰动县里的大事，就是由他而起的，因此他也就被带走了。有人说，他那真是自作的，自己出卖了自己，活该！也有人说，他真傻，只要到小卖部拿俩鸡子再去请一张重新贴上，不就没事了吗？

原来，过了男大当娶女大当嫁的年龄还打着光棍的老三，一天闲着无聊独自抽着筒烟打发时光，烟抽到得意忘形之时，不由得想请人分享，可惜家中又没有他人，唯有门窗上贴着的标准像，他顺口还来了句：“……老人家，您也来一口！”于是他拿着烟枪嘴往像上送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阵激动手没有把握好分寸，一下子把门窗上的像捅出了一个洞。

老三顿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这可是大罪啊！怎么办？怎么办！本分老实的老三选择了自首，他跑到大队书记家，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述说了一遍，问书记怎么办？书记能怎么办？总不见得说一句“你又不是故意的，去大队小卖部请一张新的贴上去不就行了吗！”书记心想，老三还和谁说过？我这么处理了老三会不会以后又与别人说起，依老三的本分个性他肯定会这么做。那我不就成了包庇犯了吗？书记想着想着也背心发凉，如实向上汇报吧。

书记先把老三打发了，让他什么也别动，回家呆着吧。书记不敢怠慢，急忙赶去公社，向公社书记汇报，公社书记第一句话就问“什么成分？”“三代贫农，本分得很，穷得叮当响，至今没有讨上老婆呢。”

如果是其他成分，恐怕公社书记会马上决定带上武装民兵前去抓捕，但这个情况，如何处理？继续汇报总没错！于是一个电话摇到县里，县里回话倒是干脆：“这是……新动向，马上押到县里来。”

这样，第二天就把老三五花大绑地带离了村，隔日又把老三押回，在村里开了个声讨大会，宣布了结果：三年有期。大队书记后来对大家连连说，我没有想到是这么个结果，大家乡里乡亲的。

多年后，我与大队书记稍熟之后，我又问起这件事，他说这样的结果是他早就估计到的，只是大家都很熟，老三找到我，我不得不那么做，不然倒霉的可能就是我，不过老三也是因祸得福，最后结果倒是挺好的。

老三回来如此张扬，完全是因为他觉得，这三年太值了！因为在期满之时，劳改农场征求他的意见：如果愿意回家，我们就开出介绍信，让你回原籍落户；如果愿意留场，那你就是农场职工，你的户口可以留在农场，我另给你安排住房，每月可开资21.5元。这等的好事让老三喜出望外，这大概也是这位本分的农民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三年努力干活的回报，在这样的农场里，老三的农活自然要比那些来自城镇等地的人要强得多。自此，老三也成了一个有粮票有工资的人了，怎能不意气飞扬地回老家炫耀一番，这就是老三高调、张扬回村的理由。

至于发纸烟，自是两个意思：一则因烟枪闯祸，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出事以来，从此不再碰烟枪。当年的烟枪已作为作案工具被充公，但烟瘾还在，现在有钱了，自然是抽纸烟；二则纸烟在农村人观念中，是只有公家人才配享用的物件，而今我也是公家人了，自然起码的派头总是要的。当然，烟是金鸡牌的，谐音经济，那时0.07元一包，也就是一个大点的鸡子（鸡蛋）的价。

三年前，由惊慌失措、胆战心惊到五花大绑、解押离村，不出三天；三年后，从大喜过望、精心策划、衣锦还乡，老三可是准备了三个月。

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老三来过，应该是乐不思蜀吧，恐怕也解决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问题，拖家带口的没有先前那么方便了。

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三是也！

所见之三：赌饭  赌蛋

这却是一个引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人本性中的争强好胜往往被肯定为积极进取心，我以为，其实在人的内心深处上它和比赛、赌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在乡下看到过两类极为有趣又在其他地方罕见的比赛。

其一是吃饭比赛，又曰赌饭。没错，就是看谁更能吃饭。

叙述吃饭比赛前先介绍一下我们乡下两种煮饭方式：一种是捞饭，其做法是：准备一天定量的大米，淘米之后将米泡半个小时，在锅里放入大量的水，等水开后将米放入锅里，不停地搅动，等到米煮到吃起来有一点硬心，立即将米全部捞出，米汤里放红薯或南瓜以当早餐；捞出来没有熟的米到午餐和晚餐时放到饭甑上重新蒸熟食用。

还有一种叫做饭。同样淘好米浸泡半个小时，然后直接放在饭甑里，饭甑放在加了水的锅上，灶里烧火，米就靠饭甑底下的水蒸气慢慢变熟，仅仅靠水蒸气显然是不够让米变成饭的，于是不时地打开饭甑盖往米上泼水，让米吸透水分，逐渐变熟。

捞饭一斤米大约可以做出3.2斤饭，做饭一斤米大约仅2.8斤饭，这两种做饭方式做出的饭都是一粒一粒的米粒，比我们现在电饭煲做出来的饭要含水量少，坚硬得多，也耐饱得多。

具体比赛方法和赌资是两个参赛者每人从家中取来六斤米，由一户人家负责把六斤米以做饭方式做成饭，估计出饭16.8斤，平均分好盛出。与拼酒一样，一碗碗饭盛满摆成两行，一人一碗地吃，就吃白饭，没有菜没有佐料，先每人五碗，各自完成后再来五碗，不比时间快慢，就比食量大小，一轮接一轮，谁能够做到最后对方吃不下时自己还能吃，就是赢者。赢者不仅可以把余下的六斤米带回家，还可以带走剩下的饭。也就是说，胜者白吃了对方的米，自己的米完璧归赵，还获得了比赛胜利者的称号。

我插队的村是个主要种粮却严重缺粮的山区乡村。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粮食，就是老乡的命根子，这种用消耗粮食的方法进行比赛，也可以称之为豪赌了。这种比赛对胃的伤害很大，因为做饭又干又硬，吃完后干渴无比，喝的水在撑涨人的胃，加上平日里吃不饱，这时常常撑得难受。这种比赛真可以称为饭桶的比赛，一语双关，十分形象。

其二是吃蛋比赛，也称赌蛋。与吃饭比赛有些类同，两人参赛，每人各带20个鸡蛋，然后以水铺蛋的方式用水煮熟20个蛋，每人10个，与吃饭比赛不同的是吃蛋比赛比速度，谁先吃完自己分内的10个蛋，即是胜者，可以把自己带来的蛋带回家。有的人吃不完10个蛋率先因恶心认输，而吃完10个蛋的人常常出现蛋中毒现象，农民称作醉蛋，与酒醉、烟醉一样，常伴有眩晕、呕吐症状。

米是农民懒以生存的粮食，蛋是贫困农民的小金库。在秋收后稍闲之时，这两样东西也还算能拿得出来，因此就有了这赌饭、赌蛋的奇葩比赛。赢也好，输也罢，其实这两类比赛的双方都是输家，没有赢家。比赛的名誉赢家赢了一顿暴食伤了身子，输家赔了粮食和家庭稀缺的现金调换物，唯一可以称道的大概便是给全村带来了一次观赏的活剧和议论的话题。

这大概就是处在那极度贫乏岁月的人们，他们会为了一顿饱食，不惜以身体健康为代价，放在今天，这两类比赛绝然不会再有，也不负岁月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农村也不再是那么贫穷落后，农民更不是那么眼光短浅、竟会做出如此荒唐举动的农民。

所闻之一：老乡三件宝

今年出门三件宝：钥匙（家、车）、手机和口罩，一样也不可少。当年乡下老乡也有三件宝，几乎也是出门干活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扁担、手巾和烟袋（含烟筒）。

乡下男子是没有谁没有这三件宝的。扁担在我们赣东北乡下有两类，一是扁担，二是枪棍。先说说大家熟悉的扁担，有竹子做的也有用硬木制的，主要是用来挑担，如谷箩、畚箕、水桶等。扁担形制又分两种，一是仅仅一根光光的扁担，二是两边带着吊钩，便于勾住没有箩绳的水桶、畚箕等。

枪棍是用一根大约一米八九左右的杉树树干制成，两头削得尖尖的，便于插入捆扎好的柴捆或稻捆，一头插入后把柴（稻）捆竖起再插另一捆，然后放平人站在中间跳着走。扎稻捆和柴捆得有点技术，不然挑着挑着柴捆或稻捆就会因颠簸而散架，如遇山路挑担散架可就危险了，弄不好会被不散的一捆把人带下山去。

手巾是一块一个门幅（乡下土布一般2.3尺）宽、五尺长的白布或黑布，我们乡下没有其他颜色的手巾，用旧的白色土布泛黄色，几近泥土色。

老乡手巾通常是缠绕在腰间的，这手巾的用途太多了，出门在外几乎可以充当各种工具。干活出汗时它是能够用来擦汗的汗巾；干活、走路累了它是能够随地垫坐的坐垫，免得弄湿弄脏裤子；自留地摘了些许瓜豆叶菜，它是能够包起瓜果的包袋，手巾一头包瓜果，另一头缠在扁担上，或是搭在肩上带回家；下河洗澡脱了衣裤手巾又成了遮羞布，洗完上岸自然也是用它擦干身子再穿衣裤……这条手巾几乎就是无所不能的宝贝。

我们男知青不久也都感觉到了手巾的便利，纷纷添置了这一装备。有的老乡手巾上还绣了名字的最后一字，表示所拥有的人，字大多是家中老婆绣的。歪歪扭扭的笔画，看得出这些字样是依样画葫芦的，绣字的人大多没有文化。不知有没有作为定情物得到的，当年没有专门调查也没有听说，大概也是乡下女子大多没有文化所致。

这手巾在乡下就代表着一个男人，如果一条田埂上放着一条手巾，一个女子是绝对不会跨过去的，唯一出路就是绕过去，下田绕或是退回走另一条田埂。我们下乡时，有时女知青遭遇这种情况，不懂这其中的奥秘，自然也不会听从其他女子的劝说，接着就这么跨了过去。后来手巾的主人大闹，说什么也不要这条被女子跨过了的手巾，认为受到了极大的屈辱，直到生产队长出面答应由生产队赔一条新的手巾才作罢。手巾代表了男人的面子、体现了男人的尊严，这就是当年我插队农村的现实。

乡下男人没有不抽烟的。烟袋（含烟枪）就成了必备物品。农民大多在自留地里种上几棵烟叶，收获的季节把青烟叶收下来，用篾竹扎好放在有阳光的地方晒黄再慢慢晾干，各家也都有自备的烟榨，用木匠的刨子将晒干榨紧的烟叶刨成烟丝，装在烟袋里备用。烟丝如城里人的香烟一样，农民间也是烟酒不分家，常常分发互换，尝尝各人不同的烟丝味道。

我们那里乡下人用的烟筒一般都是选择合适的竹根制成，人人都会做，考究一点的才请专门的烟筒匠用紫铜皮把头部包装起来，成为一件精美的随身物件。干活干到一半的时候，往往会有年纪稍大的农民会提议：“大家歇一会儿，抽筒烟喽！”这既是他们解解烟瘾的机会，又是要求休息一下的表达，生产队长通常不会反对，而是附议同意休息。

这时妇女往往得不到休息，照样干活，照男人们的理论，她们无须抽烟，歇什么歇！女知青见大家休息也就休息了，后来女老乡也渐渐地随女知青一起休息起来，这应该也算知青下乡所作的贡献吧，虽然在工分上没有同工同酬，但在休息权上赢得了同工同酬。

包头烟枪

所闻之二：小河

水是生命之源，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河流的存在，河流干涸了，两岸的居民就会因此而迁徙。

我们乡下自然也不会少了河的存在。有一条小河贯穿全村，据说它是和县名一样的万年河的支流，而万年河又是信江的支流，它无声无息地呵护哺育着下门村两个生产队的老乡。

小河见证着下门村人们的生活，记录了下门村人们的喜怒哀乐。又是一天开始了：

清早，就有一堆妇女在小河石桥的岸边用棒槌敲打着衣裤，不时还会传来嬉闹的笑声、骂声、吵闹声，一位对着自己男人的衣服用棒槌打着的女人说道：“打不死你这个杀千刀的。”另一个马上会接上嘴：“是爱不死这个掐千道的吧！”这是小媳妇们最欢快的时刻，这一阵打情骂俏的斗架声中有时忽然又跳出一句男声：“诶，把这洗干净了带回家。”这是哪家的主子从自留地劳作回来扔下几根茄子、瓠子、黄瓜或一捧刚掰下的菜叶、薯藤，吆喝着吩咐自己家的那位，或是什么也没有，只是用扁担打水撩拨别人家的小媳妇，当然是要在自己家的那位不在场。

我们的集体户一度就在河边，这些有声有色、生动有趣的场面躲也躲不过去。其实，我们常常也不躲，正候着这男声的出现，装模作样地往桥边走去，这些妇女都心领神会，纷纷说道：“小某啊，今天没有菜吧，要不拿根黄瓜（瓠子、丝瓜）去。”我们也恰似化缘一样每天轮着吃老乡们的百家菜。

白天，只有在河中央充当桥墩的几块大铁疙瘩静静地躺在河里，不时望着偶尔过桥的路人，似想述说什么，可又无法说出。它们都曾经在那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经历过几百度的高温，实在因为它们的前身是含量过低的贫矿石，又没有焦炭的帮助能烧出像模像样的成品。“煮豆燃豆萁”的“豆”是贫矿，炼不出成品也无可厚非，可怜了那些“豆萁”们，这些“豆萁”可都是曾经参天的香樟啊，原本我们下门村是不用跑七八里路外去砍柴的啊。10多年前，为了1070万……它们才变成这只能充作桥墩的怪模样，山上重现像模像样的大树也再要等上几十年了。

傍晚，这座小桥下面就是男人们的天下，村里的人们约定俗成地明白，这一两个小时，也就是天黑以前，妇女和姑娘家要避让出这个时间段和路段。因为收工回来的男客们正在这儿清洗着经过一天劳累、浑身是泥满身是汗的臭皮囊。岸边是一堆堆发黄满是汗渍的衣裤，男子汉们手中仅是一条手巾，由它来完成洗刷、遮羞、擦干的功能。知青们起初还有点保持矜持，没有加入这个行列，与贫下中农摸爬滚打几个月后，天也大热起来，谁也坐不住了，男知青也相继有了手巾，就先后加入了赤裸裸坦诚相见的小河游的行列。

晚饭过后，再晚一些的时候，这里又成了女人的天下，当然都是些生过几个孩子的大胆妇女，她们在这里继续着几个小时前男人们开展过的活动，自然，这时要有哪个冒失鬼出现在这里，肯定会有几个或更多一些的妇女窜上岸来，把这个冒失鬼扒个精光，啪啪几下屁股，再高高举起扔到河里，于是又是一阵嬉闹。似乎这也是农村单调无趣生活的自得其乐。

这种事的发生，绝对是第二天出工议论的最佳话题，搞得不好，那个冒失鬼会在这大白天又被如此蹂躏一番，只是这时没有了小河的参加，小路边一样可以演出春宫剧。这大概也是乡下人繁衍不息的启蒙教育之一吧，但这种事只限于女对男，反之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静静的小河也不是没有咆哮的一天，赣东北地区每年五六七三个月时常下雨，难得有几天出太阳的好日子。每隔几年小河的水还会暴涨一两次，届时那座平时喧闹的小桥已经淹没在奔腾的河流之中，再看不见河边河里热闹的男男女女，一直平静的小河也该有它撒欢闹腾的时刻。

我们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欢苦甜的交替，即便它是一条小河，一贯地循规蹈矩向前流淌，难得也应该有它放肆撒野一番的自由！

所闻之三：最朴素的思维

当知青时最想做的一件事，大约100个知青就会有99个人说“回家”，对上海知青来说就是回上海。能够把户口迁回上海，一劳永逸地不用再去乡下，在插队生涯中几乎就是一个梦，一个只敢想永远不会实现的梦！

知青，大多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正处于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强劲的岁月，然而农活的繁重、生活的单调、精神的空虚限制了……自然，家在他们心中，就是温馨，就是温暖，就是温情，就是美好的回忆。想家，就成了最简单、最容易、最渴望的寄托。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原始推动力是转移城市就业压力，还是培养接班人？其表现形式是劳动锻炼，还是历练苦难？其直接结果是政府社会家庭的不满意，还是国家人才的断层？我一直没有明白过，只是无奈地跟着历史进程走，该插队时插队，该苦难时苦难，该高考时高考，该返城时返城……

什么叫插队落户，而且是来自国家最高权威的声音，作为一个读了一下高中的人，常识告诉我，插队已经实现，我从我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来到了一个小山村的生产队。落户仅仅是把户口迁到了这里，真正的落户还远远没有开始，然而最终还是要走向这一天的。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的子孙后代是否会提起，就是那个人，自他那一辈起我们家就成了乡下人，还是他，是上海出生上海长大的，后来我们家几辈人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大山！

这样，我，乃至一代人，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将来的人们在不甚了解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可能会说，那一代人怎么会一点历史常识都没有，竟然在违背历史发展的进程，从先进的社会形态走上了一条狭窄的倒退的小路，走向历史前行的反面，如果是一两个傻瓜也就罢了，竟然是数以千万计？

但插队生涯还是告诉我，最简单的真理，最朴素的思维，似乎都出自看似保守、看似愚昧的人们口中。在乡下的时候，也曾与老乡多次讨论过我的未来，尽管我内心深处觉得我根本没有未来，如果有，也是一种可怕的不敢细思的。我曾在上海电视台《上海故事》栏目拍摄的片子中说过：“我想过死，可是我不敢，我的父母……我还有妹妹和弟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与我讨论也好，闲聊也罢，多个从未走出过万年县境的也没有读过几天书的老乡，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纪稍长的也有与我年龄相仿的，他们一致认为也一直认为，我们是“下放”。有“下放”就有“上调”，你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你们是不可能在这里落户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的，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七八年，顶多也就是十年，肯定你们这些到这里来的知青会全部走光的。当时的我也是将信将疑，但更多的是不相信，却又很希望会如他们所言。

历史证明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最朴素的思维说出了最简单的真理！

所思之一：自救

由于平时没有菜吃，我就让农民替我舂米时多舂一道，这样的米没有菜也比较好吃，只是稻谷的胚芽全舂掉了，营养成分大跌。连吃了一个多月这样的精制米后，我逐渐觉得一点一点地乏力，但以为是平时参加生产队的干活，体力消耗太大所造成的。那时每天收工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但饭总得吃，每顿能够保证有一个蔬菜已经是上上大吉，有时就是酱油滔饭，多天连续这样混日子营养不良是绝对的。

我觉得有点吃不消了，决定出去避几天，懒得出工，于是准备去离我所在生产队12里路外的苏桥公社社部。原先在一个村插队的上海知青朋友在那里的粮管所当搬运工，去他那儿蹭个饭，睡几天懒觉，快活几天吧。

然而悲剧就在前往苏桥的路上等着我了，大约距离苏桥已经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原本是有桥的，这天桥板不知是被洪水冲掉了，还是拆掉了，只有十二个船型桥墩竖在二十余米宽的河中央。回去吧，一大半的路都走了，不回去吧，怎么过河是个难题。我又不会游泳，还不知河有多深，即便会游泳一身湿漉漉地去作客也不像样子。看看每个桥墩之间大约1.4米不到，桥墩的端面是个子弹头形状，长方形部分大约是0.8米宽1.5米长，子弹头部分是一个底长0.8米腰长1.2米的等腰三角形。我估算了一下自己的立定跳远能力，还在河边实地试跳了一下，觉得还行，不甘心回去就一个一个桥墩地跳过去吧。

跳出几个以后就没有回头路了，因为往前是跳，往后也还是跳，只有往前跳到底了。我一鼓作气势如虎，一下子跳完了10个，真是年轻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现在写着都有点后怕。人本来就处于乏力之时，还有两个我真的没有力气再跳了，只好坐在桥墩上休息一下，过一会再跳一个，再休息一下，进行那最后一搏！

总算还没有脚发软一脚踏空，终于到达彼岸了，可人也几乎瘫坐在地上，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然后慢慢地走完最后这一段路，我大约早晨七点半出发，十点半左右才到朋友处，本来12里路我一个小时至多一个半小时就能赶到的路，我花了三个小时。

悲剧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到朋友处睡了一下午后，什么也没有干，就是吃饭睡觉，但第二天起床就觉得双腿抬不起来了，已经不能下地走路，连粮站食堂都去不了，而且手也开始有抬不起来的预兆。我吓坏了，赶忙请朋友背我去公社卫生院，医生问了以后觉得无从诊断，说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病例，甚至说你们上海知青，直接回上海算了，估计到县里也没有办法。听到这样的结论，真是绝望了。当年我父母他们也已经被遣送到辽宁绥中乡下劳动，上海是外公外婆家，也都花甲朝外，怎么办？好在是在公社，我拟了个电报稿叫朋友先去公社邮局发往上海家里，再自己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破了这个惨局！

我真佩服公社卫生院的那个医生，他是怎么一直坐在卫生院那把交椅上的，一句“我没有见过这种病例”就可以把病人打发了；我也真感谢那位医生这么一脚把我踢回上海，判定了我乃万年县内无药可治的病入膏肓之人！

我也就不信了，我不就是营养不良，还有跳了十几个桥墩吗！怎么就成了县里都不能治的病了呢！我自己来看看，究竟是个什么病。

下乡后，公社给每个知青都发过一本厚厚的《农村医生手册》，我叫朋友把他的那本拿来，我翻看了几个小时的《农村医生手册》，乏力的手也拿不动书了，头也开始支不起来往下沉，这样只好趴在桌子上看，不想还真让我找到了很相似的病例，原因也对应，就是吃米太精，又缺乏水果、蔬菜的正常补充，由于身体内缺乏钾元素导致全身乏力，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补钾即可。

当年的《农村医生手册》

我急忙叫朋友，看看公社卫生院是否下班，如果没有下班，去给我买一角五分的氯化钾，我想一角五分可以买一斤氯化钠（食盐），这氯化钾不至于贵十倍以上吧，我估计有个一两就够了，先泡泡水喝看看效果如何。那两天也真亏了我那下乡才认识的上海同胞朋友，被我支得跑东跑西，班也没有好好上。朋友是公社粮站搬运工，上班内容就是有车来了扛上180斤重的稻谷麻袋包装卸，没车时就休息，一班班友也会相互照应，谁家中有事说一声大家把活干完就行，只要领导不在。后来他对我说，“我也吓坏了，不管怎么说，你是在我这里病的。”

朋友买回一包氯化钾，大约二三两，没有医嘱，也没有服用说明，我自作主张隔六个小时一次，抓一点点开水冲服，只要水中有咸味即可。夜里也不敢错过，喝了几次过后，竟然手脚都有了精神，这悲剧这惨局居然被我自己只花了一角五分钱就化解了！中午，我自己上邮局急忙给上海家里又发个电报，报告我痊愈的好消息。多年之后回答上海，我舅舅告诉我，外公已经叫他做好准备，一旦再接到我病情发展的电报，就马上请假来江西接我回上海。

我当时大约是初发症状，幸亏我自己处理得及时，如果到了不可逆的状态，后果不堪设想。估计是精米吃了一段时间，加上没有其他例如蔬菜、水果、零食之类的补充，繁重的劳动又使体力消耗太大；去苏桥路上跳桥墩是爆发力的最后一拼，导致体内本已经贫乏的钾元素库存消耗殆尽，这才突然发病了。

精米好看好吃，糙米难看难吃，然而营养却优劣显见。生活中同样的例子还不多吗！有的人好像对你非常好，有的人却时常批评你，可谁知哪个才是真正有益于你的那一个！

医生的诊断和建议，尤其是一些涉及到需要抉择手术或保守疗法的时候，我的意见是：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一下再作决断，但一定要是自己的判断，千万不要把决定权轻易地交出去。当年我可以查《农村医生手册》，今天能够帮助自己了解病情病因的途径更多！更何况是教育医疗两大行业已经从公益事业一步一步滑向产业化的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人必须不断学习，用知识充实自己，这一次就是知识让我得以自救！

所思之二：无票乘火车

我们来江西坐的是火车，自然回去乘火车是唯一选择。怎么坐，坐火车需要花钱买票，知青插队缺的就是钱，一张车票十几块钱在生产队出工大约就是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劳动报酬啊！怎么办？

首先想到的就是扒煤车，虽说我国整体是北煤南运，但在江南也不尽然，湖南萍乡煤矿、江西宜春煤矿都在贵溪（我插队时回沪的铁路中转站）以南，这可比起辽宁的抚顺煤矿、山西的大同煤矿近得多。想想在江西省内，或许浙赣两省的煤是南煤北运的，何况我们在火车站，哪个方向是上海还是明白的。就这样，回上海我也坐过煤车，不是一次，而是几次。当然坐煤车也是够苦的，首先上车到发车不能被发现，不然就会被赶下车；第二不知会被带到哪里才有机会下车，所以浙赣线上从杭州到鹰潭一段只要是县站，我没有不下过车的；第三，一开车我就被一路顺风扬起的煤屑染成一个黑人了。

坐过几次煤车后，我不再选择乘坐它，于是就冒险无票乘客车。慢车不可选，一是查票多，二是停站多，时间过得特别慢，一不小心被查到下一个小站赶下车，还不知后面当天有没有再往上海方向的车在这里停靠，所以我无票乘车都不选慢车。

选择快车，特别是特快，蹭着一站就是上百公里，被赶下车也合算。那年头，知青回家搭火车的顺风车现象很普遍，列车员查票查到了只要说没有钱补票也就是教育几句带到下一站下车。火车乘多了也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快车一般是早餐后或晚餐后查票，考虑后觉得晚间21点后上车最宜，当然还要有这样的车次，一夜过去上海也差不多到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出站，上海站几乎是不可能无票出站的，不像今天有手机，告诉一下家人多买一张站台票带进来便可出站，再说那年头站台票也不是可以随便买到的。最安全的选择就是离上海最近的一个停靠站下车，然后买票等后一班车回上海。搭顺风车一般不会有行李，至多一个挎包，而这一路，除了上海、杭州这两个大站，即便是金华、上饶这样的站，当年车站大门等过了停靠的客车以后不出半个小时就大门敞开，任人随便进出。

我无票回上海有一次特别爽，那天夜间在贵溪火车站等车，50次广州到上海的特快进站了，按理特快不停靠贵溪，可那天它停靠了。原来是有邮政业务，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挂的是邮政车，其中间的门打开，正在不断扔大大的包裹下车，其后又装上几袋邮件。这时我们看到车尾车站站务员正在摇旗，我急忙叫上同伴，从反面绕到车尾铁轨上，趁列车刚刚滑行之时跃上车厢尾部，列车尾部光线很暗，我们躲在左右门的地方，没有人发现我们，火车出发了。

我们也一人靠着一扇边门睡觉了，一路上这么醒醒睡睡，停靠车站时因为是最后一节车厢，往往都已经在站台外面，又是夜色，没有人会来铁轨上看看车里有没有人躲着。直到天亮停靠杭州站时，邮政车押车人员开后门刷牙才发现我们，就问我们是什么人，什么时候上车的，听了我们的回答后说了一句，你们挺不容易的，我也有弟弟在江西吉安插队，如果见到什么人千万不要说见过我。我们说那肯定不会，接着就从书包里取出两个梨送上，他推了几下还是收下了。车继续前行，过了嘉兴，他又开门对我们说，我们车过新龙华车站时会临时停靠，等待上海站信号告知进几号站台，你们就在那下车吧，那里因为不是停靠站，你们出站时不会有人认为你们是从这列火车上下车的，又是小站，出站应该不麻烦的，出站后就有公交车通达上海各区。你们知道怎么走吗？我们急忙说谢谢，到时你关照一声我们就下车，我们认识回家的路。

这是一次没有胆战心惊的担心、没有躲躲闪闪的逃避的无票乘车，遇到的是理解、是关照。任何时代，都会有人关心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尽管这种关心似乎有点不太合法，但却是那么的通情达理。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社会的温馨所在，同时也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

当然，我们这次的幸运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尽管我们当时很无奈，但我们还是付出了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尊严。所以，后来我一旦有能力拾回自己的道德和尊严的时候，我就努力地拾起它、维护它、珍惜它，我是绝对不会再让它们丢失的。

2018.3

所思之三：挑担比空手走得快

大约是1998年初，记不清是在《半月谈》还是《文汇报》上见到一则“纪念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年”的征文启事，内容要求是：主题是“感悟”，如上山下乡历程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或上山下乡给自己的最大启示；篇幅要求是：500字以内；截稿要求是：征文发出后三个月内。

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印象深的事不少；获得的启示很多。但痛苦的经历实在不堪回想，伤疤揭起来生疼生疼的，所以一直回避着揭开那一幕，然而征文又是我平时觅求的练笔机会。写还是不写，整整折磨了我一个月，最后还是决定写，再次检验一下自己参加命题作文的能力。

《挑担比空手走得快》书页

写于上世纪末的这篇短文如下：

当知青时的许多往事早已淡漠，可有一幕却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

那是一个金秋，我一早听到有线广播的通知，便沿着山路往公社里赶，去出席一次知青代表会议。一路上碰到的全是肩挑稻谷去公社送公粮的老乡。只见他们扁担压得吱吱作响，步伐却强劲有力。尽管我也是步履匆匆，可总还是被一批又一批送公粮的老乡赶上并甩在了身后。相反，当我下午开完会以同样的速度返回生产队时，却一再超过了那些送完公粮挑着空担回家的老乡。

这一幕给我的感触是很深的，它告诉我一个简单的哲理：肩负重担往往比两手空空行得快，走得坚实。

后来，我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给自己压些担子，确实使我有了或多或少的进步。1977年恢复高考，我顶着当时还很沉重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被扩大招生录取在一所师专。三年后毕业，我凭着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进了省重点中学，在以后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也在不断给自己加压，先后从地市至省会再到上海，从小报到《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等数十家知名报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论文和随笔，还兼了好几份杂志的编辑、记者和通讯员。直到今天，还在每周16节课外带编采撰，每天乐呵呵地忙个不停，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挑担比空手走得快！

2019.9

生活的多元性，生活的丰富多彩，总还是可以用酸甜苦辣咸、人生百味兼来概括的。人生的调味瓶体现了你的种种境遇：酸显示了人生中的辛酸与努力；甜代表了你的幸福和满足；苦说明了你的痛苦与磨难；辣表达了你遇到的意外和激动；咸代表了你对人生的品味和认识。生活中充满了哲理，如同生活中从不缺少美一样，需要我们去发现、品味……从而去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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